两只蝴蝶，在他的名片上翩然起舞。他与何占豪用音符创造的“蝴蝶”《梁祝》，是我们国家用了48年的一张通行全世界的“文化名片”。

　　“中国蝴蝶”陈钢，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5月27日，星期六，我走进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分享陈钢演讲《从＜梁祝＞到“红色小提琴”》；6月9日，又一个星期六，我去采访陈钢。

　　他的工作室，在音乐学院一片陋巷的深处，一路走进去，闻到浓重的人间烟火气。登上狭窄的木扶梯，推开门，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到处都是唱片和书，暖色调的灯光把木屋与外面的庸常彻底间离，红色演出海报是这小天地的点睛之笔。主人旁白：“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写的。”

　　第一乐章狂热年代里的纯情迸发

　　1959年，新中国需要一种伟大的声音与她终于站起来的形象相匹配。可当年除了几个管弦乐小品外，交响乐坛几乎是一片荒芜。为了填补中国交响乐的空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酝酿着：用什么来承载可以走向世界的民族情感？俞丽拿提出写“大炼钢铁”，沈西蒂建议写“女民兵”，越剧院出身的何占豪却要写“梁祝”。决定命运的那一刻，党委书记孟波在选择之三“梁祝”上打了勾。是啊，哪怕在非正常时代，人性、爱情仍然是艺术永恒的命题！

　　作曲的重任，竟落到管弦系进修生何占豪和作曲系四年级学生陈钢的肩上。初稿很快完成了。在办公楼下的半圆厅里，何占豪拉小提琴、陈钢弹钢琴，征求意见。当琴声终止在英台投坟殉情时，举座无语，气氛沉闷。忽然，孟波说：“要写化蝶！”大家的心，一下子被点亮了。化蝶，那是大悲之后浪漫的情感升华，也是更为壮烈的中国式抗争！而且，续上这一阕，在音乐结构上就首尾呼应、一气呵成了。正是这“化蝶”，使《梁祝》后来在国外有了“The Butterfly Lovers”(蝴蝶恋人)的别称。

　　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18岁的俞丽拿站在台上，拉出了《梁祝》的第一个音符。人们听得如痴如醉，躲在幕侧的陈钢发现听众席里泪光闪烁。一曲终了，台下寂静了片刻，随即掌声爆发。一遍遍的谢幕，还是不能平息雷鸣般的掌声，俞丽拿又从头至尾把整个曲子拉了一遍。

　　“《梁祝》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晶。”陈钢说，“那次合作不是旋律加配器的‘凑合’，而是深层次的从乐曲的情韵、色彩到结构、语言的浑然一体的‘融合’。这一首创，使得《梁祝》突破了越调连缀，而演化成交响协奏，以既合交响乐之‘格’又创民族之‘新’的面貌，在同一个平台上与世界乐坛对话。”后来，文怀沙先生曾作精辟比喻：“越剧原是绍兴的地方小戏，好比‘乡镇企业’；进上海经袁雪芬的改革，算入了上海户口，流传到全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从此就领取了一张‘国际护照’，走向世界！”

　　“蝴蝶”起飞了。1960年，正在苏联留学的曹鹏获悉，兴奋地让国内寄去《梁祝》总谱，然后在全莫斯科寻觅演出要用的板鼓，最终从博物馆借出一个陈列的板鼓，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成功完成国外首演。1972年，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次日，美国波士顿电台介绍了“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从此，这只“蝴蝶”就越飞越高、越飞越远，飞遍世界，成为中国人的情感符号，成为中国的骄傲。

　　在那个狂热年代，中国音乐学子纯情迸发，始有《梁祝》。

　　陈钢特别感激老领导孟波的“顶风”，“如果他当时考虑‘乌纱帽’，而不顾艺术规律，那么选‘大炼钢铁’和‘女民兵’最保险，也最易出政绩。可他却逆‘主旋律’潮流而上……”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是俞丽拿最近在接受《音乐人生》采访时刚披露的：当年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听完《梁祝》，嫌25分钟太长，让她跟作曲家说改短点。可她想，单乐章的《梁祝》是完整的艺术作品，改短就残缺了。后来，周总理又听，发觉没改，但他尊重艺术家，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改就不改吧。“我当时要说了，他们能不改吗？”俞丽拿的“瞒旨”，陈钢认为是《梁祝》完整成活的另一大关键。

　　第二乐章蹉跎岁月中的血色浪漫

　　成也《梁祝》，败也《梁祝》。孟波不久沦为“罪人”——大跃进时代，怎么让写才子佳人？！报上的批判文章说，工人听了《梁祝》开不动机器，农民听了拿不起锄头，解放军听了枪打歪了……

　　陈钢后来也倒霉，进了“牛棚”。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敏感的作曲家不断地扪心自问。我出生于音乐世家，我解放前就偷听共产党电台短波盼着解放军打过来，我一解放就在国民党的坦克前冒险散发传单，我把初中肄业证书上的14岁改成18岁“混”入革命队伍，我参军后唱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吃的第一顿是粗糙的小米饭、穿的第一双厚布鞋是老区人民纳的……一个心中只有“革命”二字的“红小鬼”，怎么一下子变成“牛鬼蛇神”了呢？特别难熬的日子，他几乎每天都要偷偷听一遍马勒《第四交响曲》中的慢乐章，从中获得慰藉。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不是我一个人在受苦，整个国家都在劫难中……他的心，重新飞翔起来。

　　此时，年轻的潘寅林出现了。这只“林中之虎”，从音乐学院附中出来就当上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是他把陈钢从被遗忘的角落里拉了出来，“你写吧，我来拉！”

　　相差12岁的两个热血青年，开始了他们一辈子的合作。陈钢很快写出了《金色的炉台》，潘寅林拉了，电台播了，结果是万人空巷。小提琴家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崇拜者的信。他骑自行车遇红灯，交警说：“潘寅林来了，绿灯！”于是一路畅通无阻。陈钢又一口气写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九首“红色小提琴”……潘寅林一拉，电台一播，又是万人空巷。“我在没有金色的时候写《金色的炉台》，在没有早晨的时候写《苗岭的早晨》，在没有阳光的时候写《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为人们带去心灵的激励和抚慰，带去力与美，这是我最大的宽慰和骄傲！”

　　当时，上海提琴厂一年要生产10万把小提琴，上海人家的孩子如饥似渴地学琴，首先是因为心灵的饥渴，同时拉好了也许可去考文工团，免得上山下乡。可是《梁祝》成了“大毒草”，“洋、名、古”又不能拉，能拉什么呢？陈钢太自豪了，“文革”中人们拉的小提琴曲都是他写的，他和潘寅林救活了小提琴，就像殷承宗的《黄河》、《红灯记》救活了钢琴。

　　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导演姜文用《金色的炉台》作为背景音乐，还有一句台词“有时候，一种声音或一种味道，能把人带回到真实的过去”，听得陈钢百感交集。

　　而今，身兼日本和澳大利亚两个著名乐团首席的潘寅林，被上海交响乐团请了回来，这对“亲密战友”继续合奏起“红色小提琴”的瑰丽乐章。陈钢感觉回到了真实的过去，“红色是我们花样年华时的一抹朝霞，红色是我们蹉跎岁月中的血色浪漫，红色更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玫瑰。”去年在北大演出，他想“验证”一下：33年过去了，这些作品有没有褪色？是不是成了历史档案中的陈列品，而不再有现实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当潘寅林的琴声在礼堂里回旋时，他满意了。因为，台下2100张青春的脸上，洋溢着与他们父辈一样的感动和震撼……

　　第三乐章玫瑰与蝴蝶

　　“玫瑰与蝴蝶”，是陈氏父子作品音乐会的主题。玫瑰，是父亲陈歌辛的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蝴蝶，自然就是儿子陈钢的代表作《梁祝》了。

　　父子俩的作品，代表了各自生活的时代。而他们各自坎坷的命运，正是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

　　当人们回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都会上海的歌坛，陈歌辛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标志。《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永远的微笑》、《凤凰于飞》……这些老歌，温暖过多少普通上海人的日子！英文版《玫瑰玫瑰我爱你》被美国爵士歌手富兰克林唱红，名列1951年全美流行乐之首，奖金为100万美元。但美国人找不到领奖人，“曲作者不明，可能在红色中国。”陈歌辛听说后表示，如果能拿到这笔钱，就捐给国家买飞机。可是，红色中国的人，怎么可能去西方世界领奖呢？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归祖国的陈歌辛，后来竟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

　　父亲是在白茅岭劳改农场的广播里听到《梁祝》的。他要家里送去一本有儿子签名的《梁祝》总谱，他记下了对《梁祝》的意见准备交给儿子。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一代歌仙”的生命终止在46岁的困顿中。陈钢追悔莫及啊，想自己14岁参军时，曾嫌父亲不够革命，还要他学习劳动。父亲只是淡淡地回道：“你会挑担子，我会挑音符。我挑音符并不比你挑担子轻松、低下。”

　　凭着对父亲、对海派文化的深深眷恋，陈钢主编出版了《上海老歌名典》、《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书，记录上海1930年代具有丰厚文化基础的流行音乐。在一场又一场的经典老歌音乐会上，父亲与他，天上人间，交汇在不朽的音乐中。

　　1981年，陈钢作为中国第一批应邀出访的作曲家，前往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20余所大学讲学、举行作品音乐会。香港《南华早报》的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道：“他像是一个从废墟里飞起来的火凤凰，在他的身上，竟然看不到一点伤痕。”因为，这个人没有时间、也觉得毋须展示过往的伤痕！因为，一些情景鼓舞、激励着他——

　　最为难忘的是，1997年7月2日，美国好莱坞碗形剧场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型晚会。那个舞台，已有70年不见华人艺术家的身影。当吕思清在好莱坞交响乐团的伴奏下拉出《梁祝》的第一个乐句，全场掌声雷动，和着“Bravo China”(为中国喝彩)的喊声，在剧场背后的山谷中形成一波波的声浪，久久回荡。陈钢坐在观众席上，激动得眼眶发热……

　　这位不会拉小提琴的作曲家，写出了中国影响力最大、数量众多的小提琴乐曲。虽然，他的很多作品被《梁祝》的光芒所遮掩——

　　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新中国最早的“先锋派”。1963年，他为喜剧电影《球迷》作曲时，尝试将中国的戏曲过门、民歌与西方的现代作曲技巧“交响爵士”相结合，结果被“四人帮”打成“离经叛道现代派的邪作”，发配到大别山劳动三个月。

　　1985年，他应邀为美国双簧管演奏家彼得·库柏尔创作中国第一首无标题双簧管协奏曲，用和音、微分音赋予双簧管全新的演奏模式。彼得在香港艺术节上成功首演。但直到今天，国内还没有一位双簧管演奏家尝试过这首高难度的曲子。

　　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拉《梁祝》得了金唱片奖，从此迷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委托陈钢作一支新的协奏曲。这便是1986年一鸣惊人的《王昭君》。

　　第四乐章仰望星空的人

　　陈钢喜欢仰望星空。从小，他就爱背诵海涅的诗：“星星们动也不动，高高地仰望天空，千百年彼此相望，怀着爱情的苦痛。”

　　前些年，他去莫斯科录音，听到一则震撼心灵的故事：1992年，解体后的苏联，卢布成千倍地贬值，人们一面为面包、黄油担忧，一面照样默默地排队买票，去听马勒的交响作品音乐会，40分钟的演出结束后，照样全体起立鼓掌达40分钟之久！在经济危机中还如此执拗于精神享受，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摧毁的！

　　“为什么当今社会崇尚金钱而缺失信仰，迷醉娱乐而鄙弃文化？难道一个放弃了文化、放弃了人文精神的民族，可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陈钢问。他说，一个民族需要宏大的精神来支撑，这精神往往浸润在那些经典作品中。有没有普世价值的经典呢？英国《泰晤士报》前几年做过一个调查，让人们列出心目中最伟大的戏剧、最伟大的小说、最伟大的电影、最伟大的流行音乐、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和最伟大的绘画。回笼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哈姆雷特》、《战争与和平》、《公民凯恩》、猫王、《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米开朗其罗的西斯廷教堂顶画。

　　陈钢呼吁国人构建核心价值，培植有灵魂的生命，过美的人生。他说，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才能创造出精神财富，满足人民心灵的需求。

　　在“世纪大讲堂”演讲时，陈钢点名批评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把上海歪曲成“流氓加舞女”，张的不少电影则是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即西方人眼中被歪曲的东方)的不折不扣的中国标本。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他深刻体会过什么叫“东方主义”：展厅里的中国形象，就是昏黄的满清服装，加上阴暗的灯光和音乐。他忍不住告诉人家，中国不是这样的！上海早在1927年就有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了，就与国际接轨了。

　　最近，陈钢和几位著名音乐家还猛烈抨击“上海之春”是“满城尽奏紫竹调”——请了八个法国作曲家来游上海、写上海，人人有奖，一等奖是2.5万美元，比国际大奖还高。可写出来的，尽是紫竹调加民乐，“充其量表现的是中国农村，根本不能代表现代化的大上海！”他不理解，为什么不让热爱上海、理解上海的中国作曲家来写上海城市的声音，歌颂现代上海的城市精神呢？

　　不平则鸣，是年轻自由的心的特征，是所有真正知识分子的秉性。

　　今年下半年，陈钢新作的小提琴协奏曲《红楼梦》将面世，《梁祝》将登上嫦娥号火箭飞向月球。作曲家说：“我的音乐还没有老，我怎么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