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地区流传的梁祝故事已经融进壮族生活而使这个故事壮族化了。在这里梁山伯和祝英台已经不是汉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了，他们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人了，不但其出生在壮族地区，连生活、习性、性格都已壮族化了。
壮族的梁祝故事除一般情节与汉族相似外，其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以至叙述方式都和汉族故事不同。故事一开头就说：“木兰峒的书生梁山伯，要到柳州府读书。”接着展开故事情节，美丽、聪明、勤劳的英台姑娘，一天在村外河边洗衣时，遇上了前去柳州学府求学的青年梁山伯。英台女扮男装蒙骗山伯并结拜兄弟，征得父母许诺与山伯一道前往求学。在几年的寒窗中，一些同学怀疑英台是女的，告诉山伯。不久，同学又叫山伯用鲜芭蕉叶当凉席，晚上，英台将垫在身上的叶子悄悄拿去盛露水，第二天早上，梁山伯看到英台那片芭蕉叶反倒更青翠( 壮人认为，女人体温比男人高) ，从此以后，山伯更相信英台是男子了。
一夜，英台心闷自忖，三年读书就要期满了，家里一定惦记，但又舍不得山伯。临行前给山伯留下一封信。第二天，告别了老帅，与山伯依依不舍地送别，一路上，英台把自己的爱利用山歌向山伯作多次暗示，无奈山伯的心太直了，回校见到信后，方知英台是个姑娘。
在镇安府有个土官马文才，早就对英台心怀叵测，听说英台读书回来了，就送上聘礼，并强求婚配。当山伯赶到英台家时，留给他的仅是一片迎亲号声，他悲愤欲绝，愁郁而死，母亲把他葬在路边。马家接亲的花轿经过那里时，英台见了山伯的坟墓，痛哭着祭奠山伯。突然，坟墓裂开，英台纵身跳进坟穴。马文才气急败坏，忙拿锄头掘坟，只见两颗马卵石在一起，马把两颗石丢在河两岸，却又长出两株浓密的大树，互相交盖，缠绕一起。马文才气不过，写了阴状去阎王那里告状，被阎王臭骂一顿变成一只掩脸虫。我们把汉、壮两民族的故事对照比较一下，可以看出，这已不是汉族梁祝故事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作品了。
壮族和汉族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他们与汉族长期相处，接受着汉族文化的影响。早在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用武力征服了西瓯族，统一岭南，设置郡县，派遣官吏进行统治，并且从中原迁来一批汉族劳动人民到岭南地区“与越杂处”，带来了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越人社会的发展。随后到了汉、三国时期，汉、壮文化经济交流更密切，并采取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广中原先进文化。到了隋唐时期，壮族得到汉文化传播更为广泛，在多数郡内，都“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 ( 《隋书》卷六五《令狐熙传》 ) 。另外，历代来广西当官或谪贬到广西来的汉、壮文人都有力地传播汉族文化，尤其是唐宋以后，封建王朝在壮族开设学堂，推举科举制度，培养壮族中的知识分子，加强壮、汉文化交流。无疑，民族之问的交往融合，自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样长期的交往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壮族融进汉族，汉族融进壮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把原来所在民族的精神文化带到融合后的民族中去，势必造成了不同民族而有相同或相近的故事。当然，梁祝故事之所以在壮族地区广为流传，不仅是民族之间相互交往融合的结晶，同时也是两个民族在社会生活、审美情趣等方面有相似之处的必然产物。在壮族民间文学故事中不仅流传有梁祝故事，也流传有蛇郎、孟姜女、牛郎织女、田螺姑娘等多种汉族传说。
每一个民族的民间传说，同其他民族的传说比较起来都有自己的特点，哪怕是吸收别的民族的传说，都深深渗人本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仅属于本民族而为别的民族所没有的，它使这个民族的故事同别的民族鲜明地区别开来。正如斯大林说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
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它、丰富它。” ( 《在宴请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的演说》《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376页 )由于各个民族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心理状态、民族性格、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等等。斯大林说：“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 (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 因而表现出各种民族鲜明的特色来。构成这个民族特色的既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梁祝故事的壮族化，无疑是受壮族社会生活、审美趣味及其民族文化传统制约和影响的。
壮族妇女历来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的。 “ 昼出耘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是曾经在广西做官的宋代诗人范成大所写的，至于诗人是否在对壮族妇女的描写，我们不必探究，但诗中所表现妇女勤劳在壮族妇女身上确是屡见不鲜。壮族妇女不但自己有经济独立能力，而且在家庭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她们把劳动看成是一种习惯所支配，“劳作是受苦，她们是梦想不到的”。她们把“勤劳、健壮”看成是妇女中的一种美德和荣誉，所以在壮族的梁祝故事中，祝英台已没有汉族传说中闺阁小姐文弱淑静的仪态，而是一位刚强透露温柔、勇敢中显出聪慧的壮族山里姑娘，是一个富于即兴创作的歌才，又善于以歌表情表意的歌手，是一个对爱情毫不羞怯，大胆追求，爽朗、健壮、坦率、纯真的农家女儿。她和梁山伯相遇不是在柳荫亭，而是在河边。她与梁山伯去读书没有书僮、丫环相随，而是自己肩挑行李。
壮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是在歌的海洋里度过。小孩初生，谛听妈妈唱摇篮曲、安眠曲；满月了，亲友们来唱满月祝酒歌。唱歌是壮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以歌传情，以歌求偶。正如近人刘锡蕃《岭表纪蛮》中所述的：“壮乡无论男女，皆认唱歌为其人生观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孤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的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唱歌是一种创造，是壮族人民天才的一种表现。《岭外代答》说：壮人“迭歌相合，含情凄惋……皆机临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尤其是到了“歌圩”时节，壮族男女以歌传情，显得相当坦率。他们用歌声传递爱情信息，用歌声去叩开少男少女的心扉，用歌声唱出他们久久的思恋和彼此之间的爱慕。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情人，这样，使得壮族青年男女在对歌等社会活动中比汉族自由而公开，并且许多人具有即兴创作的歌才，这就决定壮族的梁祝故事中的祝英台和梁山伯对待爱情的态度和汉族传说中的梁祝绝然不同。在“送别”那段故事中，壮族的故事里就没有汉族故事那种缠绵悱恻、隐约含蓄的谈恋爱方式，而是显得非常爽朗大胆。祝英台与梁山伯三年同窗共勉，今天就要分别了，心里有依依不合之情，两人结伴相送，路上，英台为了向山伯表达自己三年来一片赤诚的爱，但又囿于少女的羞怯心，就利用山歌的含蓄比兴唱出自己蕴藏已久的心里话：
无花果树叶青青，两个果子藏树荫，
有情有意摸到果，香在喉头甜在心。
又唱：红皮柚子长树丫，有情有意伸手拿。
有情有意剖开看，剥去红皮现红花。
而比这更为坦率、大胆的就是留给山伯那封信上的一首诗了，它直言不讳、无拘无束地点明：
“项鸡脸红将生蛋，少女红唇想结缘，
情哥不是痴呆子，赶快请媒缔良缘。 ”
这比汉族传说中英台对待爱情态度大胆十分，主动百倍，这是汉族故事中少有的细节。在这里，祝英台没有羞怯的柔情，更不像汉族姑娘那样羞羞答答，半抱琵琶半遮脸的姿态，她坦率得令人吃惊，这正是壮族民间故事中妇女形象的普遍特征。而山伯却是一个憨厚诚实、笃于感情的青年，他看到英台信后，才知英台是个姑娘，并连夜赶路去撵英台，当听到阵阵撕心的喇叭声时，悲郁殉情。这里山伯就没有汉族山伯因“自以家贫，羞涩畏行，遂至衍期”的心情和情节。通过对这个人物的性格描绘，可以看出梁山伯已具有壮族人民的形象特征。 壮族是个信仰 “ 多神教 ” 的民族，因此，在人们的精神意识里留下某些
痕迹，这种痕迹必然反映在故事里，也就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宗教的色彩。祝英台出走求学而安慰母亲时说，“牡丹萎凋，刺绣桂花失芬芳，就意味儿女在外做对不起父母的事”；以及故事中出现官吏马文才挖坟得梁祝阴魂的马卵石和丢石长交欢大树；写阴状，最后变成掩脸虫等等情节，都淡淡地流露出一种宗教在人们意识中留下的烙印。诚然，壮族人民笃信宗教，但它与世俗剥削者和宗教统治者的信教是不同的，世俗剥削者常常利用宗教来迷惑麻痹人民群众。而壮族地区流传的梁祝故事即另有一番特色，故事一开头是充满欢乐、愉快的气氛，没有汉族故事揭露封建包办婚姻在家庭父女之间所造成的矛盾。祝英台的女扮男装出走求学，是自己的炽热爱慕心和强烈求知欲驱使她作出这样决断的，她征得父母亲的同意与山伯一同求学。而不像汉族的祝英台是为了避免父母为她“择偶”而女扮男装出外求学的。故事一直发展到“强下聘礼”的情节，其性质才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内容上形成了一个质的飞跃，故事从没有反封建性，一转为对封建土司制度罪恶的批判。同时，在故事中对祝父形象的描绘与汉族也迥然不同。在汉族故事中，祝父是以一个封建家长制的执行者和专制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一个专横而又极其可恶的形象。梁祝两人的爱情悲剧无疑在祝父一方占有相当的原因，可以说，祝父是扼杀这对情人的可怕帮凶。因此，他是一个反面的、令人诅咒的人物。而壮族故事中的祝父形象即“别具一格”的。祝父已变成一位憨厚诚实、热情好客的老好人了，他对女儿出外求学没有表示激烈的反对，而是在惊诧之中默默许诺，对女儿的婚姻问题，也没有专制强迫，以父权压人，而是在无可奈何中忍辱而由英台自行决断。显然，这里的祝父是人民的赞赏者和歌颂者。那么，在壮族故事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区别于汉族故事的情节呢? 这只能从壮族人民社会生活本身去找答案了。
我们知道，壮族社会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并没有像汉族社会中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在选择对象上绝对自由，但在婚姻问题上只能取决于舅爷一方，可以说，壮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是在对象上的自由选择。婚姻上“舅爷为大”的封建势力压制的矛盾中崎形发展的。父母对儿女婚姻只能劝告，不可威迫。因而在故事中出现了祝父的美好形象；同时，长期处在封建土司的淫威下，人民只有在“唯唯诺诺”中安度日子，因而在故事中祝父对马家强娶只能是无可奈何，默默许愿了。
总之，壮族的梁祝故事，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深深打下了壮族生活的烙印。
我们从梁祝故事的壮族化，可以断言：在各民族的民间故事中，不论是土里土生的，还是外来流传的，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就注定它的生命力只能是昙花一现。这样，就要求各民族在创造故事时必须运用本民族所惯用的喜闻乐见的手法去描绘，以便达到更高的艺术效果，即使是吸收别民族的故事，也离不开自己的民族特点，这是因为各民族人民吸取和接受其它民族民间故事是为了教育和娱乐自己民族的人民。使之从中得到思想启示、审美的享受。同时，各民族在接收其它民族故事中，还根据自己民族风俗和环境进行必要加工创造。‘‘历史早已证明：越有民族特点的作品，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也才越具有代表性” ( 马学良语) 。梁祝故事不仅在壮族中流传，在白族、布依族、傣族、彝族等也广为流传着。而各民族吸收中又有不同，如白族打歌《读书歌》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去求学，没有学堂自己动手盖，没有桌凳自己做，自己挑水做饭。二人结拜在松树下，还同游苍山。故事完全按照白族人民特殊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心理情趣来写的；流传在布依族的又有另一番情趣，开头就说：“从前在某处山头，住着一位又聪明又美丽的姑娘，名叫祝英台。有一天，她下山去挑水……”。闺阁女成了山里姑娘，结尾时出现的兰竹、小河、彩石、四弦琴都是布依族地方风貌、民族特色。彝族的梁祝故事更为奇异，他们是一对劳动者，祝英台在田头忙插秧，梁山伯在田间忙挑秧，性格也彝族化了。傣族梁山伯和祝英台却在芭蕉树下自由谈恋爱来。别林斯基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动方法。”梁祝故事的各民族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按照各自民族的人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宗教信仰而加以改造的。
( 原载《广西民间文艺丛刊》十三期 1986 年 7 月 )
